原创

晚安。

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、和二字而已。举国已经人心厌战,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,自然无往而不利,几次通电交锋下来,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:“段、张要打仗,吴要和平”,人心所向不言而喻,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“爱国将军”的称号。
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,说是“金线”也不为过。各地督抚位高权重,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。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,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。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,“省电归部”政策得以执行,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。
维皇汉九有,奠安东陆,时流漂荡,越在迍邅。缅维祖德,孰敢怠荒?复我邦家,义取自拯。故辛亥之役,化私为公,志在匡时,道维共济。袁乃睥睨神器,妄欲盗窃,内比奸邪,既多离德,外遂孱隤,甘为犬豚。是以四郊多垒,弗知惭悚,海陆空虚,弗思整训,财用匮竭,弗事劝徕,健雄失养,弗兴学艺,室如悬磬,野无青草,犹复养病外蒙,削国万里,失驭东鲁,屡堕岩疆,遂使满、蒙多离散之民,青、徐有包羞之妇,扼我封疆,揕我心腹,皇皇大邦,苟为侮戮,日蹙百里,媚兹一人。觉我侠士雄夫,所怒目切齿,惊惧忧危,而不可一朝居者也。夫天道健乾,义惟精一,在德则刚,制行为纯,故土不贰节,女不贰行,廉耻之失,谥曰贱淫,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自民族国家,威灼五陆,雄风所扇,政骛其公,国竞以群,是以乾德精刚,宜充斥里闾,洋溢众庶,旁魄沆瀣,蔚为骏雄,故辛亥之役,黜君崇民,扬公尊国,所以高隆人格,发扬众志,义至精而理至顺,故虽旧德老成,去君不失忠,改官不降节。袁氏身奉先朝,职为臣仆,华山归放,仅及四纪,载瞻陵阙,犹宜肃恭,故主犹存,天良安在?顾藐然以槽枥余生,不自揣量,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,是何异饰马牛之骨,扬溲勃之灰,以加臭乎吾民,以淫污乎当世,而令我令公先德,皆为其贱淫,白璧黄金,尽渲其瑕秽,此尤我元戎巨帅,良将劲卒,硕士伟人,所同羞共愤,深恶痛绝,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。汇此种种,袁氏之恶,实上通于天,万死不赦。军府奉崇大义,慨念民生,谨托我黄祖威灵,恭行天罚,辄宣兹义辞,告我众士,招我同德。今将历数其罪,我国民其悉心以听!夫国为重器,神严尊惮,复载所同。建国之始,义当就职南京,明其所受;袁乃顾影自惭,妄怀畏惧,阴纵部兵,称变京邑,用以要吓国人,迁就受职,使国权出于遥授,玩视国家之尊严,其罪一也。活佛称异,势等毛羽,新国既成,鼓我朝锐,相机挞伐,举足可定;袁乃瞻顾私权,妄怀疑忌,全国请讨,置不听从,迁延养敌,废时失机,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,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,遂使巨蜿蜒嶂,弃此南金,万里边城,跃马可入,贻宗邦后顾之殷忧,损五族雄飞之资望,其罪二也。政体更新,荡涤瑕秽,私门政习,首宜改选,故内阁部首,须获议院同意,所以树公政之基,明众共之义;袁乃病其严责,阴图放佚,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,尽登媕宠,嗾使军警,围逼议员,索责同意,用以示威国人,开武力政治之渐,使民意机关,失其自由宣泄之用,其罪三也。国有大维,是曰法纪,信守不立,谥为国难,乱政亟行,于焉作俑,故侵官败法,为世大诟;袁为元首,尤宜凛遵,乃受事未几,即不依法定程序,滥用政府威权,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,使法律信用,失其效能,国宪随以动摇,政本因而销铄,其罪四也。国宪之立,系以三权,共和之邦,主权在民,立法之府,谊尤尊显,地方三级,制实虚冗,建国除秽,亦既罢斥。袁乃急欲市恩,妄复旧制,不俟公决,辄以令行,使议院立法,失其尊严,国权行使,因以紊乱,其罪五也。
丁日昌为人正派,作风强硬,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。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,私下里都骂他是“丁鬼奴”。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,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,还熟悉洋务,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,经常跟洋人打交道。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,被人骂成是鬼子六,这次丁日昌更惨,连鬼子都算不上,只是一个鬼奴。
所以饶替黎拟的通电,无论内容是啥,结尾无不是“临颖悲痛,不尽欲言”、“临风悲结,不暇择言”、“垂涕而道,维以告哀”、“冰渊自惧,寝馈难安”之类的话,就连二任总统的时候,都得拽一通“痛哭陈词,伏希矜纳”。如此缠绵悱恻,哀感动人,这架势哪儿是诸葛亮啊,分明是一生擅哭的大耳贼刘备。
儿子结识马伯庸,是拜上天所赐。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,儿子虽居中原郑州,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。远在北京的马伯庸,两次来郑州相聚,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,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。
果然如其所料,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。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、大总统如何如何,这是精心设计,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,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。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,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,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。
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,却不看京剧,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,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,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,再一箭射死夏侯尚。他们也一样,算计厦门线不成,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。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“一封书信来的巧,天助黄忠成功劳”。
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,元气大伤,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,飞鹰号快艇(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)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。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、镇远、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(Vulcan)造船厂制造,于1895年下水。飞鹰号船身长259.2英尺,吃水12.6呎,排水量850吨,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,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,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,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,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。以它的速度,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。
我已习惯了记者赶稿的节奏,年轻时伏案奋战,一个馒头一个苹果,一口气下笔洋洋数千言。可我发现儿子写书的进度相当缓慢,又不敢多问。后来看到成稿,方才明白,两位作者不是在抒情,不是在编故事,他们是在修史,是在做学问。
借着收归国有一事,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,盛宣怀退避三舍。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、郑观应、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,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。北洋、洋务、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,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,也没有多少好转。
这一走,真是险之又险。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,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。这一次政变的起因,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;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,反被慈禧先动了手,袁世凯见大势不妙,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。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,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,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,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,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。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。
然而,在辛辛苦苦稻粱谋的同时,不要忘了,他们心中另有一片广阔天地。没有功利的企图,没有肮脏的目的,完全出于对生命的热爱,完全出于心灵的渴望,他们燃烧着才华,闪射着光芒,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,做着对历史有益的工作。
1908年,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,费用再次下调,减了20%。以福建为例,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,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,发到蒙古最贵,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。
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,日据时期也用,二战时期也用,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,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,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。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,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,走遍台海两岸,爬梳资料,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,前后近30年,其中波折不可历数——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
贵,是不用说的,据时人笔记记载,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。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?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,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,大概值50多块钱。换句话说,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,就要掏500块钱——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,要是发封跨洋电报,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。

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,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,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,民间呼声虽高,终究也是白搭。
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,日据时期也用,二战时期也用,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,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,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。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,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,走遍台海两岸,爬梳资料,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,前后近30年,其中波折不可历数——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
孝感通电是在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,驻兵孝感的段祺瑞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,给清廷发了一个通电要求实行共和政体,威胁要从孝感撤回保定“率全体将士入京,与王公剖陈利害”,此举吓坏了隆裕太后,几天以后被迫宣布宣统退位。
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,谭浩明、谭延闿、陈炳焜、莫荣新、田应诒、刘显世、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,纷纷不吝声援。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,与吴佩孚互通声息,声势惊人。吴佩孚更不客气,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,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。
在电报码的附近,是译好的中文,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。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,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。
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,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。如镇南关、东兴、蒙自、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,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,珲春、黑河屯、恰克图、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,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,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,基本上没吃什么亏。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。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,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,无有敢造次者。
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,历来众说纷纭。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;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;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,刘冠雄是有意为之,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,流学去过欧洲,思想上很先进,十分支持维新变法,想故意放过康有为。
骆成骧有着旧知识分子的气节,思想却不顽固,而且公私分明。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之时,他感于光绪帝提举之恩,写下“纵是瀛台亲笔点,皇清添个送丧臣”的诗句,予以哀悼。但他却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表章上签了名,表明了自己政治上的公义立场。据说隆裕太后在奏章里看到他的名字时,不由得大哭,感慨说:“连骆某人都这么认为啊。”(骆某亦谓当如是耶?)足见朝廷对其重视程度。
可是吴佩孚玩通电总能花样翻新,这却是别人学不来的。他有一通驱梁士诒的通电,逼他从内阁总理的位置滚下来,学的是韩愈的《祭鳄鱼文》,“三日不去则五日,五日不去则十日,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”,十分有趣,极贴切。一经刊出,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,甚至国会议员都偷偷拿着报纸窃笑,梁士诒被这封通电弄得尴尬无比,国会也不好意思去了,干脆请假出京。
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。曾几何时,电报是华夏大地辐射最广最远的通讯手段。而随着时代进步,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。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,已经名不副实,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。
后来陆荣廷趁着黎元洪和段祺瑞府院之争的机会,驱逐了孙中山,并且通电全国,声明两广自主。此举其实是想在事实上形成区域割据,方便自己做土皇帝。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举动实在是天理不容,一时造成了广东人民“恨桂殊深”的局面。
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,说是“金线”也不为过。各地督抚位高权重,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。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,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。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,“省电归部”政策得以执行,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。
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。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,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,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。这在电脑面世之前,是个吃力的活儿。看过《钢铁是怎样炼成》的人,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:
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,恼羞成怒,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,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,聊作报复。恒宁生临回国前,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,称“自十月初三日为始,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,须照章付足电资,方为发报”,羞愤之情,溢于言表。
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。俗话说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。以前大家都没电报,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;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,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,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。
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设想,可惜的是由于几何学上的限制,这个机器只能传送20个字母,J、C、Q、U、X、Z是没法表示的。
论事迹,他玩弄手段,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;在慈禧昏了头向“天下万国”宣战的时候,他频频通电、居中奔走,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四大总督“东南互保”,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;他策划的“保路运动”,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……李鸿章称赞他说:“一手官印,一手算盘,亦官亦商,左右逢源。”又说他“欲办大事,兼作高官”。死后,他被称为中国的“商父”、“官僚资本第一人”。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,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如今却盛名不彰,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
有人作过统计,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,1913年有40次,1917年有72次,1920年67次,1922年97次,1926年50次,1927年51次。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,热热闹闹,沸沸扬扬。
甚至为了抓料,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。汤修慧是江苏人,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,听她们诉苦。凭借这个情报渠道,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,在《京报》上以头版登出。曹锟大怒,下令查封《京报》,通缉邵飘萍。后来《京报》复开,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,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——要知道,那会儿兵荒马乱,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。
按说陈宦此人,在四川主政期间也作了不少好事,剿匪清乡,整顿经济,可称为一代良吏,有着清廉、能干的名声。骆成骧当日帮陈宦,恐怕也是出于对他在这方面的肯定。倘若没有袁世凯,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和评价,恐怕就和现在大为不同了。

比如1882年1月14日,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,上海《申报》在天津的“访友”(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)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,并在16日刊发,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“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、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”。深明电报作用的《申报》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,称本报将“不吝重资”,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。自此以后,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,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。

贵,是不用说的,据时人笔记记载,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。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?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,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,大概值50多块钱。换句话说,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,就要掏500块钱——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,要是发封跨洋电报,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。

可是呢,上海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很明确,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。利富洋行先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,被坚决拒绝。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是个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国人,他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,不妨搏上一搏,先造个既成事实。于是雷诺横下一条心,拍出一万两白银,从英国进了一批电报材料,找来两个德国技师,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,都集结到了上海租界与吴淞口之间的地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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